不给知道——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华人获得者！

居然还不知道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华人获得者、现定居法国的画家兼作家高行健、及他的获奖作品《灵山》、《一个人的圣经》！

这个作为唯一可以抗衡纳粹德国的世界强国，对诺贝尔奖特别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渴望，可以说是抓耳挠腮，并且已经是给提到了与申办奥运一样高度，成了十三亿人的政治任务。然而事实还是令我们失望：由于诺贝尔的评委们“不懂中文”和“不会欣赏”，所以造成了我们对诺奖的无缘——此说辞似乎成为我们无缘诺奖的终极安慰剂。

几天前无意看到的一个网站，『一个人的灵山』，才知道，在事实上，已经有华人以汉字作品问鼎了诺奖。并且已经过去了8年多！

面对自己的全然不知，自觉很惭愧！不过，好象也没听说过什么报道。分析一下原因，估计是：如果当做象奥运申办成功那样报道出来，则我们的国人又要狂欢与庆祝了！那么可能就要有很多人要去找他的作品来读，要去全面了解他的生平，象对待姚明那样的狂潮，这样的话，必然会对我们国家所正在进行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作用，所以……

从获奖作品的名字来看，《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应是与信仰，以及心灵自由的追寻紧密相关。那么，其遭屏蔽的结果，也就很“自然”了。

不过现在知道了，也还为时不晚，趁热了解一下，也并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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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生平（链接地址）：

童年

高行健祖籍江蘇泰州，出生於江西贛州，父親是一名銀行職員，母親是基督教青年會成員，做過抗日劇團的演員。在母親的影響下，高行健對戲劇、寫作產生了興趣，從小就有塗鴉的愛好。


少年
1950年，高行健全家搬到了南京。

1952年，高行健就讀於南京市第十中學，以前這所中學是一個教會學校（金陵大學附屬中學），能夠接觸到許多的西方翻譯來的著作。另外高行健師從畫家鄆宗嬴先生學畫素描、水彩、油畫以及泥塑。對這段時光，高行健回憶到：「我的底子是在那打下的。我的中學生活完全像是生活在夢裡」。


文學生涯

高行健1981年的著作《現代小說初探》

1957年，高行健高中畢業，聽從母親的建議，沒有報考中央美術學院，而考入了北京外國語學院。

1962年，高行健從法語系畢業後，在中國國際書店從事翻譯工作。

1970年，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期間曾到安徽寧國縣港口中學任教。

1975年，返回北京，任《中國建設》雜誌社法文組組長。

1977年，在中國作協對外聯絡委員會工作。1979年5月，作為全程翻譯，陪同巴金等中國作家訪問巴黎，回國後高行健發表了《巴金在巴黎》。

1980年，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編劇。

1982年，與劉會遠共同創作的劇作《絕對信號》，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

1983年，《車站》，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很快被禁演。

1985年，在北京與雕塑家尹光中舉辦泥塑繪畫展，開始受到海內外媒體的關注，這也是到目前為止，高行健在大陸舉辦的唯一一次畫展。同年，應邀赴歐洲五國（德國、法國、英國、奧地利、丹麥）訪問八個月，在柏林文化之家舉辦了個人畫展，獲得了超乎意料的成功，賣畫獲「巨款」四萬馬克，從此高行健開始了以畫養文生涯，獲得了更多寫作上的自由。

1986年《彼岸》被禁演。


定居歐洲

1987年，儘管當局多有阻撓，高行健還是應邀赴德國從事繪畫創作。

1988年開始，在巴黎定居。

1989年，成為法國「具像批評派沙龍」成員，以後連續三年參加該沙龍在巴黎大皇宮美術館的年展。

六四事件後，高行健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

1990年，劇作《逃亡》在《今天》第一期發表，同年在瑞典皇家劇院首演，由此更加觸怒了中國政府，高行健被開除公職、黨籍，在北京的住房被查封。高行健則宣布，不願再回不自由的中國大陸。

1992年，榮獲法國政府頒發的「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

1997年，高行健加入法國國籍。

1999年，高行健的畫作在巴黎參加羅浮宮第十九屆國際古董與藝術雙年展。

2000年，因小說《靈山》、《一個人的聖經》等著作，高行健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文作家。瑞典科學院對高行健作如下評價：「具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

2001年，獲頒國立中山大學名譽文學博士。

2002年2月25日，法國總統席哈克親自為高行健頒發「榮譽軍團騎士勳章」。


評價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新聞公報中指出，高行健的長篇巨著《靈山》是一部「無以倫比的罕見文學傑作，也是一部朝聖小說」。劉再復說「它揭示了中國文化鮮為人知的另一面」，但「知音很少，非常孤獨」。

除了西方的讚譽，港台文壇對高行健亦有極高評價。著名作家董橋錶示，高行健的作品極具創意，永遠不會重複自己，視野廣闊，氣勢不凡，成就是世界級。

曾經翻譯過高行健數個英語劇本的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方梓勳，指高氏作品著重人性描述，帶有個人主義色彩，有時亦會摻入佛學和禪的思想。戲劇方面，方教授認為故事性不強，但因為充滿人性，容易令觀眾投入。他估計，這可能並非高行健的本意，但觀眾會有同感。

台灣的中國文藝協會理事長王吉隆則認為，高行健的作品很有民族性，他將西方現代文學技巧和東方精神融為一爐，並用自己獨特的藝術方式詮釋出來。

大陸學者對高的作品多持負面態度，特別是高行健獲得諾貝爾奬，被大陸官方認為是一個政治陰謀。大陸作家朱大可說「高行健的獲獎，在中國文壇觸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諾貝爾獎抵抗運動。」、「無論是余華、蘇童和王朔中的任何一個，都比高行健更有『資格』代錶中國當代文學的『水準』。」旅美學者曹長青認為高的作品有如安徒生筆下的〈皇帝的新衣〉；而台灣的朱天文、張曉風則認為臺灣作家比高行健優秀的不在少數。成功大學教授馬森認為高行健獲此殊榮是一種幸運，他在《靈山》序中指出「那麼一篇小說，既不企圖反映社會和人生，又不專註於情節的建構和人物的塑造，還能剩下什麼呢？」。

臺灣詩人洛夫則認爲這些批評是「酸葡萄作用」（〈對高行健的期待〉，2001年2月5日《聯合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