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既已接受的教育中，“科学”与“迷信”是两个对立的名词，水火不相容。并且，“迷信”还要再捆绑上一个词，即：“封建”。所以我们惯常的叫法是“封建迷信”。引申出来的意思，又与“愚昧”“落后”“腐朽”“没落”等恶毒的词捆绑在一起。为了不被他人嘲笑，给老师一个认可，也顺便捞个好分数，就只得往“科学”这边多靠靠了。想想，谁不是这么给教育过来的？
所以，即便也偶尔背背唐诗，念念宋词，翻翻几篇古文，也免不了要拿起“批判的继承”这个特殊的筛子，以免自己给“腐朽”，给“愚昧”了。想来虽然是可笑，但谁又能否认这个事实？
有一段时间，也是自己人生中的一个异数吧，虽然不幸，但就在这段时间中，看了好些古文，深入思考了好些事情，也就终于才明白了：原来一切并非如此哦！
有些话不便在这里说，也就不说了。下面直接说正题，即所谓“科学”，“迷信”，“神”，以及“伪科学”。
科学： 英文“科学”Scie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Scientia”，原意是“学问”的意思，和真理不是划等号的关系。广义上讲，科学是探索和不断接近宇宙规律的方法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体系。那么，“科学”也就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方式了。今天人类的这种认知方式基本上是沿用了西方的模式，即为“实证科学”的模式。
但是“实证科学”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更不是最好的方式。今天的人类采用了它，有其深层的原因。但从表面上看，我们知道，人类已经因此而变的越来越简单化，机械化模式化了。
然而世界上所有的古文明，走的都不是“实证科学”的路子。在这方面，中国是最为令人惊叹的。整个中国的发展史，要我看，一以贯穿始终的就是其文明发展史。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更迭中，虽然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然而贯穿其中的暗线、同时也是主线的，是其文明的发展。
所以郑和下西洋，带去的不是枪炮和武士，而是瓷器、丝绸等。展示的是华夏文明的伟盛，不是展现武力。
历史上无论谁打下了天下，都是以“仁德”（至少也必须提出）来安天下。即使是元朝和清朝这样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都提出了“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治国策略。
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最高的胜利形式不是“战而胜”，而是“不战而胜”。中国人称之为“臣服”。“臣服”不是单靠武力。诸葛亮七擒孟获又七纵孟获，因为他需要的是长久的和睦，而非南蛮一时的屈服。
历史上最鼎盛的唐朝时候是万邦来朝，“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琉。”日本和朝鲜也来学了一点皮毛，遂逐渐成就起了他们的国家。（今天他们比我们更早的进入了现代化，但他们不敢抛弃自己的祖先和传统。事实上正因为此，他们有了更为和谐更为人性的现代化。）
和今天的实证科学比起来，很多人会说，中国古代的发展路线太慢了，还是今天的汽车火车、飞机核能来的快，来的实在。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考古发现中，非洲的加蓬共和国发现了50亿年前史前人类留下的原子反应堆，其规模非今天的人类所能建造。更让人惊奇的是，它运转了50万年！这么庞大的天文数字，如果以今天人类这样的发展状况，一个核反应堆能持续运转上一百年、或者更长时间么？
这种以破坏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而换来的短暂发展，并不能值得我们称道。只有在认知了人类自身与生存环境，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下，其“核反应堆”才能不与人类有冲突而持续为人类所正用。
中国古代的科学路线，正是走了这样的一条路：取法“天人合一”，立根“敬天知命”，一切遵循“天道”而行，不敢丝毫妄为。以这样的发展思路，无论是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或者制造出来的东西，可以立百年千年而不变不动。这是眼下的“实证科学”所难以达到的。
“1994年3月1日，秦始皇兵马俑二号坑正式开始挖掘。考古学家在二号坑内发现了一批青铜剑，剑身上共有8个棱面。考古学家用游标卡尺测量，发现这8个棱面误差不足一根头发丝。已经出土的19把青铜剑，剑剑如此。更令人称奇的是，它们在黄土下沉睡了2000多年，出土时依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科研人员测试后发现，剑的表面有一层10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世界，因为这种“铬盐氧化”处理方法，是近代才出现的先进工艺，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先后发明，并申请了专利。
无独有偶，在考古人员清理秦皇一号坑的第一过洞时，发现一把青铜剑被一尊重达150公斤的陶俑压弯了，其弯曲的程度超过45度，当人们移开陶俑之后，令人惊诧的奇迹出现了：那又窄又薄的青铜剑，竟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恢复。当代冶金学家梦想的“形状记忆合金”，竟然出现在 2000多年前的古代墓葬里。“形状记忆合金”目前用途很广，连女人的胸罩都用上了，也就是“记形罩杯”，可是有谁想到过，上世纪80年代的科技文明，为什么竟然会出现在公元前200多年以前？”
很多在考古学中类似这样发现的例子，令我们今天动不动以“科学”自居的现代人汗颜！
“科学”与“信神”并不冲突：
有人把人类的认知比做一个圆：当人类认知的越多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未知的更多。
这是严肃的学者所持有的态度。
在“实证科学”的发源地西方，“科学”与“神”并没有给划分为对立的两个面。相反的，越是顶级的科学巨匠，其对神的信仰越是虔诚。并且他们认为，他们的一切伟大成果，都是造物主的赐予，是对造物主伟大创造的证明。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有一大批名垂史册的大科学家都是有宗教信仰的“有神论”者。如科学发展鼎盛时期的伟大科学家，包括哥白尼、笛卡尔、伽利略和牛顿等均称自己绝对信仰造物主神。又如现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开普勒、近代化学的开创者波义耳、电解原理的发现者法拉第、电报的发明者莫尔斯、热功当量的发现者之一焦耳、电磁理论的集大成者麦克斯韦、被誉为原子理论之父的道尔顿、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青霉素的发明者弗来明、微生物学的创始者巴斯德等等，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一个被有意“改写”了的事实：即经典物理学巨匠牛顿，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有意篡改把牛顿说成是晚年才涉身宗教，导致了他晚年无所创造。事实并非如此：牛顿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远早于其从事科学研究，并且对神的信仰终生未变。牛顿早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就已经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了。他经常在笔记本或课本的空白处写下他的祷告，至今仍有许多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中。他更经常和室友魏金斯在校外分发《圣经》给穷人，向他们传福音；因此购买要分发的圣经成为牛顿学生生涯中除了房租与伙食费外最大的花费。甚至牛顿对科学的思索也与他的祷告生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常在信仰的思索里想到科学，在科学的思索里想到信仰。以至于后来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曼纽在其所著的《牛顿传》中都说：“近代的科学是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
再看以下一组数字：
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瑞特．乍克曼博士于1977年编著的《科技英才——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书的统计材料中：自从1901年设立诺贝奖以来，美国获得该项科学奖的286位科学家中，有73 ％的获奖者是基督徒，有19 ％是犹太教徒！
一个不由我们不比较的事实是：海外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恰恰是没有经历过我们这种“无神论”灌输的……
事实上，“科学”与“信神”并没有冲突。相反的，在对神的信仰中，给了他们超越常人的创造力。
那么什么是“伪科学”呢？
恰恰就是那些打着“科学”的旗号而在真正扼杀科学精神与科学实质的。一看也就明白，不用多说什么了。
（2007 若水）
